中國青年報 2001-01-12 劉工昌
我大概再也不會忘記剛剛過去的這個2000年12月（編者注：2000年12月4日和27日，劉工昌老師文章《當老師還有什么意思》、《劉工昌老師再說實話》分別在本版見報，引起強烈反響）。
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普通的教師，如果沒有這個12月，我所做的將和我過去的許多個日子一樣，累完一天后安靜地看著太陽從窗子的東頭落到西頭。我從來沒想到針對任何人或機構，我所寫的只是一種濃縮了的普遍現象。我要做的不是為了傷害任何人或機構來使自己出名。我也是父親，我非常理解天下父母愛自己孩子的拳拳之心。我有很多私心，但在為孩子們的將來、為老師們現在的處境著想這一點上，我是真誠的，我的焦慮也是真誠的。
記得羅伯特菲利普在他的《潛能致富的哲學》里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：
一位愛斯基摩人曾受雇于美國的一個探險隊，為酬勞他，他被帶到紐約作一次短暫的訪問，他驚訝于那里他從沒見過的各種壯觀和奇跡。回家后向村人激動地述說了他所見的一切，可他的族人冷淡地看著他，一個個走開了。從此后村人為他取了個綽號“說謊者”，他一直背負著這個綽號死去，甚至他的真名都已被人忘記。后來探險家阿拉斯姆森探險時帶了一個叫米泰克的愛斯基摩人同行，米泰克訪問哥本哈根和紐約后回家。他想到了“說謊者”的悲劇，就聰明地不把真相說出，改而說出令他族人可能接受的故事。在族人心中，他是個誠實的人，鄰居對他很尊敬。
我也許更像那位愚蠢而真誠的“說謊者”。其實，只要是浸淫于基層教育時間稍長一點的人都清楚，我所說的那些事兒實在算不了什么，甚至還談不上冰山一角。只不過，大多數人會選擇做那個受人尊敬的米泰克。
對此惟一合理的解釋是，我還是個孩子，屬于人們不愿和我們交朋友的70年代出生的那一茬。
的確，我們沒有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仿佛與生俱來的沉重深邃的氣質，也不具備下一茬人那種無所顧忌的放浪形骸。因為缺經歷，我們的嘆息常顯得空洞；因為有顧忌，我們的灑脫更像是做作。我們似乎注定了平庸，最多也就是在前人的陰影里揮舞幾下淡淡的手勢。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喪失了面對希望的勇氣。更多時候，我們只得把懷疑的話吞回肚里。
在傳媒時代，教育更像是一張被過度曝光了的照片，我們在過多地迷戀它的奇異時往往忽略了它的本質。
教育是叫人學會生存，但這不該是一種純技術的能力，還要有足夠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可是我們是怎么教的呢？
我們小時候得到的教育是社會多么美好生活那樣迷人，給孩子們的信念是“永不懷疑”。待真正長大后才發覺現實并不是這樣的，一些人心理失衡開始仇視社會，更多的人則乖巧地把自己化妝起來，利用體制的漏洞尋找自己的空間。其結果是我們每個人都想聽真話，但在生活中要講真話卻是件極困難的事，講真話的人常常處境艱難。
我主張，也希望，在新世紀，更多地讓我們的孩子在教育中看到生活的真實。還是那句話，現在的孩子所知曉的遠比我們成人想象的要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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